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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老关系看古板戏曲的城镇化,俗性及其互相共生



作为文化的一种,戏剧生产是人类劳动分工的产物,是在传统农业基础上产生与发展出来的服务业。戏剧不能直接自己养活自己,必须依赖于他人的供养。所以,什么人、为何、如何供养戏剧不仅决定了戏剧何以生存的问题,而且决定了何以发展、如何发展,尤其是如何在城市中发展的问题。

从古代戏剧到近现代戏剧、从不成熟戏剧到成熟戏剧,从农村戏剧到城市戏剧,从汉族戏剧到少数民族戏剧,从祭祀戏剧到娱乐戏剧,他们在生存上是否有统一性?就戏剧概念而言,有的以元杂剧为标准界定戏剧,

戏剧不再与我的必然需要相关联,而成为一种被我自由选择的对象,一种审美的对象。人们为这种选择的供养行为是自由的、可选择的。

传统戏剧的生存,既是指宏观层面上的戏剧整体的生存,也是指具体的某个特定时间、空间、样式、功能的戏剧的生存。离开具体戏剧的生存,讨论整体戏剧的生存就没有意义。

五、 结 论

关 键 词:传统戏剧/神性/俗性/互动共生/生存机制

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的原因,学术界提出了多种说法。最有代表的有三种:一是认为传统戏剧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体制僵化、剧目陈旧、形式老化、节奏太慢,跟不上时代发展节奏;二是认为观众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戏剧普及教育缺乏,观众对传统戏剧了解甚少;三是认为演出生态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现代艺术门类多,电影、电视、网络等分流了观众。①针对上述三点,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无论是改革戏剧院团体制、积极编创新剧目、创新表现形式,还是加大传统戏剧教育和宣传,却仍然无法改变传统戏剧在城市中不断衰落的现实。这只能说明一个道理,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还另有原因。

笔者近几年来一直在思考:戏剧究竟是怎样生存的?生存机制是什么?从古代戏剧到近现代戏剧、从不成熟戏剧到成熟戏剧,从农村戏剧到城市戏剧,从汉族戏剧到少数民族戏剧,从祭祀戏剧到娱乐戏剧,他们在生存上是否有统一性?如果有,这个统一性又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尝试做过一些初步的探讨。如《山陕会馆与秦腔的传播》试图从戏剧史学界经常探讨的“商业发展与戏剧繁荣”的问题入手,揭示戏剧生存与商帮的内在关系,指出:“山陕商帮建设会馆戏台、神庙及其相关的演戏活动、祀神活动,与建设会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借‘义’谋‘利’,但他们在实现‘利’这个目标过程中的演戏祭祀活动本身,却对文化传播尤其是戏剧文化的传播发生了重大影响。”“……保持着农耕时代乡土情结、宗教情结的同乡会馆,使戏剧在城市化、商业化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它的乡土性、宗教性,从而为地方戏的传播、交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⑤显然,山陕商人的会馆演戏,遵循了以戏祀神,以神明义,以义谋利的逻辑的,这为我们探索戏剧商业功能的发生机制创造了条件。《城市化、市民社会与城市演剧》从戏剧史学界经常提及的“市民发展与戏剧繁荣”的问题入手,探讨了城市化、市民、市民社会的内涵,指出我国的城市演剧其实有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基于市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戏剧,一种是基于非市民(以血缘、地缘、宗教信仰为存在基础的农村与城市居民)、非市民社会的非城市戏剧。目前城市演剧的衰落,主要是指城市中的非城市戏剧的衰落。“因为非城市戏剧不是因市民及市民社会存在,其在城市中的命运自然会受到市民化及市民社会化程度的影响。”⑥也就是说,非城市戏剧与城市的市民、市民社会的错位,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从供养关系看传统戏剧的城市化》从戏剧“供养”角度探讨戏剧的生存问题,认为戏剧作为一种民俗、艺术或文化,它不能独立地存在,总是依附于人的供养。戏剧的供养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与宗教供养相似,即奉献的意义;二是一般的养活的意义。戏班及其演员所从事的演剧活动,本身并不能为他们提供生存保障,必然依赖于供养者的供养。弄清楚什么人因什么目的来供养戏剧,是了解戏剧因何生存的一个重要途径。供养者与戏剧的关系或者是宗教性的,或者是政治的,或者是商业性,或者是审美性。“供养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戏剧形态从仪式到艺术再到文化的变化,决定了戏剧演出从乡村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还决定了戏剧功能从维系地缘、血缘的传统人际关系到建设契约式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变化”⑦。《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研究的新路向》、《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海陆丰“戏窝”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指出传统戏剧具有非物质性、活态性、价值性和生态性等特点,具有复杂的生态系统。传统戏剧的生存既与其剧本、音乐、舞蹈、演员、服饰等内在因素及其构成的内在系统有关,还与其所处特定时空的外在系统有关,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⑧。

戏剧供养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戏剧形态从仪式到艺术再到文化的变化,决定了戏剧的演出空间从乡村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还决定了戏剧功能从维系地缘、血缘的传统人际关系到建设契约式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变化。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戏曲生态研究》(项目编号:10BZW070)、中山大学重大项目培育项目《粤港澳粤剧城市化演变与传承研究》、广东省高校高层次人才项目《岭南濒危剧种生态研究》阶段成果。

因审美而供养

在当下,生存仍然是传统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商业而供养

传统戏剧;巫术;起源;俗性;祀神;研究;娱乐;契约;生存;市民

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在今天,传统戏剧在农村比在城市境况要好得多。农村不仅有大量本地的专业或业余剧团、戏班,演出频繁,而且经常吸引城市的剧团、戏班来演出。一些城市剧团把下乡演出作为重要的生存之道,如广州的一些粤剧团往往整个春节都在乡下演出,一个春节的演出场次几乎相当于在广州一年的演出量。由此,便引出了一个颇有意义的话题:难道传统戏剧在农村就没有在城市中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也有,那么戏剧在农村仍然繁荣的原因是什么?这些原因为什么在城市中消失了?

内容提要:在当下,生存仍然是传统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神性、俗性是传统戏剧的两面性,既是相对的,又是统一的,贯穿于传统戏剧的整个发展历史,从起源的因俗入神、神俗交通,到形态的出神入俗、俗神兼备,最后到功能的因神而俗、亦神亦俗,传统戏剧始终徘徊于神、俗之间。作为实现人神沟通、人神合一的神性装扮与作为娱乐、政治、经济手段的俗性表演有着紧密的联系,从二者的联系之中,我们既能了解传统戏剧形态、功能演变的内在规律,又能认识传统戏剧生存与传承的内在机制。这是思考传统戏剧当代命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总之,从因仪式到因政治到因商业再到因审美,戏剧供养的发展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从历时角度看,这种发展体现为人类从蒙昧社会向商业、政治文明演变的历程;从共时角度看,这种发展体现为人类从乡村向城市,从古代城市向现代城市、后现代城市发展的历程。这些不仅表明了戏剧需要供养的事实,而且表明了戏剧供养的复杂多样性和变化性。

传统戏剧是指在我国境内形成的、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特点的、以故事性的角色扮演为本质一切戏剧①,既包括古代,也包括现代的;既包括汉族的,又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既包括城市的,又包括农村的;既包括人戏,又包括傀儡戏;既包括所谓成熟戏剧,又包括所谓不成熟戏剧,等等②。

可见,都市戏剧形成今天的困境绝不仅仅是艺术性方面的原因,而是更为本体的及戏剧精神的丧失。戏剧精神由仪式精神、游戏精神、审美精神所组成,三位一体,绝不可分割。今天的都市戏剧之所以陷入困境,恰恰是只注重了戏剧的审美精神,而割裂了、舍弃了戏剧仪式精神和游戏精神。而戏剧仪式精神、游戏精神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非城市性戏剧与市民社会的错位:一方面,城市演出的传统戏剧大多数是建立在非市民社会之上的,是血缘性、地缘性的民俗生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城市居民从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向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发展,促成了新的市民社会及其新生活需求的诞生。所以,城市中戏剧衰落的更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城市地区完全丧失了类似宗庙和祠堂这类组织戏剧演出的主体,戏剧演出失去了使其成为一种公共事务的精神性的依托空间。同时,也有大量相反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在那些寺庙和祠堂活动尚未恢复的地区,戏剧活动的组织依然困难而稀少,即使在戏剧兴盛的台州地区,也不乏这样的村镇;而同样在城市,寺庙香火旺盛的城区,往往同时会有戏剧,台州如此,香港、台湾也是如此

当然,上述研究局限于视角的限制,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得到明确回答。比如在山陕商帮以戏祀神,以神明义,以义谋利的逻辑中,以戏祀神是逻辑的起点,也是把戏剧与商业相关联起来的关键环节。那么,为何要以戏剧祀神,戏剧如何能够祀神?就是有待深入解决的问题。再如,城市演出的非城市戏剧衰落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观众和演出环境已经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发展为市民、市民社会,二者之间发生了错位。那么,城市戏剧与非城市戏剧是绝对不同的吗?市民、市民社会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是绝对无关的吗?非城市戏剧与非市民、非市民社会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就根本不存在契约式关系吗?如果是这样,该如何理解传统非市民社会中人们利用戏剧来沟通神灵的行为,难道那不是一种契约关系吗?再如,人们对戏剧的供养既有奉献的意义,又有养活的意义,那么,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供养者往往因某种需要来供养戏剧,那么,戏剧是如何满足供养者的需要?戏剧与其供养者的需要满足之间是一种必然的关系还是可能的关系?换句话说,不同时空、不同民族的戏剧与其供养者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其中是否有共性?最后,如果说传统戏剧是由其生态系统决定的,那么,把传统戏剧内外生态系统及其各自的要素贯穿起来、构成系统的主线是什么?它是如何实现贯穿系统的功能的?这个主线对传统戏剧的生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传统戏剧在地域或族群信仰中所发挥的社会自治功能,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本身的宗法性,使得戏剧在因仪式而供养的基础上,发展出因政治而供养。从古代的宫廷、王府、官府等豢养戏班及承应演出,到今天各级国营剧团及各级政府的各种庆典演出,再到因各种政治事件而伴生的剧目及其表演,无不具有政治意义。在这些政治性戏剧的背后,是强大的供养者统治集团。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对传统戏剧提出了神性与俗性的概念。所谓神性,就是指传统戏剧可以打破世俗常规的、超自然、能够沟通人神、祭祀神灵的性质。所谓俗性,就是指传统戏剧基于世俗社会的、自然的、满足人的世俗需要的性质。传统戏剧是一种混合了神性与俗性的文化形态,既是祀神的仪式,又是娱乐的艺术,还是代际传承的遗产。探讨神性、俗性及神性与俗性的互变关系,有可能回答戏剧生存研究中的上述问题,也有助于发现戏剧生存的共性规律。

戏剧的本质是角色扮演,即演员通过服饰装扮、化妆及唱、念、做、打等手段改变自我形象以扮演角色的实践过程。在戏剧中,演员所经历的自我超越、自我异化及其神奇的效果,使其天然地具有了传奇性和仪式性特点。近代以来,以王国维为代表一批戏剧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戏剧与原始巫术、民间祭祀的渊源关系,今天在少数民族地区、偏远乡村仍然活跃的以傩戏、目连戏、节戏、神戏、丧葬戏等,都与民族、民间信仰与仪式有密切关系,不仅演出剧目、时间、空间、形式有仪式性,而且在演出功能上也具有仪式性。在这种为某种仪式而发生的戏剧活动中,演职人员与供养他们的民众,都把戏剧作为自己神圣信仰和仪式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宋俊华,男,陕西富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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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需要供养的。敦煌石窟中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和供养人题记。所谓供养人,即敦煌石窟开凿的出资者,又称为施主、窟主、功德主及其家族、亲属和社会成员,这些供养人中有敦煌社会的上层,如吐蕃赞普及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的各级官员、归义军节度使及归义军幕府的各级官僚、敦煌佛教团的各级僧官等,还有敦煌地区的一般普通民众,包括汉族及少数民族居民等。敦煌几乎每个石窟都有供养人画像,一般位于佛坛下、左右壁或门左右壁的下部、石窟的甬道两侧,少部分在门的上方,多为立像或侧立像,少部分为坐像或跪姿。供养人画像旁边都写有供养人题记。梁尉英在《略论敦煌晚唐艺术的世俗化》一文中指出:供养人,是供养礼敬佛尊的僧俗之众,有的则为开窟造像的功德主。绘在窟壁上的这些供养人像,是象征这些人永远供养礼敬佛尊,有的有题名,有的无题名,都是确指某人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像与佛教壁画造像同时完成,或者紧随其后完成。如《莫高窟功德记》记载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教团中的梁愿清,出资请人开窟造像,并绘制供养人像,直至他死后才完成,作为窟主的他变成纪念性供奉身份。子僧政愿清、法律道琳等念□劳之厚德,释□补之恩深,于宜秋之本庄上创建浮图一所,塑画功毕,又窟上再立题邈。使愿国民安泰,郡主千秋,四路和平,保无康吉,亦愿先亡考妣往西宫,见[在]枝罗□胜益。敦煌石窟供养人之供养,既有物供,又有心供;既是弘扬佛法,又是功德之举,还是供养人维系家族、社会、寺庙关系的文化诉求。人们通过供养石窟及其塑像,来表达对佛教的信仰,来谋求今世、来生的福祉。

那么,为什么要把生存作为传统戏剧研究的重要问题?一者,传统戏剧是民族文化一个活的纽带,它生在古代,仍活在现代,是一种活的遗产。对待遗产,黑格尔一段话讲得很好:“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他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他们一度存在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的事物必须和我们现在的状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是我们的。”③二者,传统戏剧的研究,不应只为了还原、解释对象,还应服务、帮助对象,让对象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界定,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④。

中国传统戏剧与商业的关系十分密切,商人是戏剧重要的供养群体。在古代,商人对戏剧的供养,主要表现为几种形式:一是商人在家自养戏班,二是商人经营演戏,三是扶持戏班参加承应演出,四是商帮在商业会馆搭台演戏等。

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把传统戏剧像普通商品那样进行生产、包装、交易并产生利润,成为许多人的一种共识。但是,戏剧真的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吗?真的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化才能生存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认为,传统戏剧更应该是一种仪式、一种艺术、一种文化遗产,是需要供养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注意。在现有的中国古代戏剧史研究的论著中有一个强势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戏剧的发生与繁荣是与中国古代城市及市民的发展有必然关系,由此得出中国古代戏剧源于城市,然后传播到农村的结论。且不说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单从该研究对城市、市民等概念的运用而言,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从逻辑上讲,中国古代城市、市民与现代城市、市民在概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差别远不如现代城市、市民与现代农村、农民之间的差别大。从古代城市、农民与农村、市民相区别的角度去看今天的城市戏剧与农村戏剧,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对戏剧究竟是源于城市还是源于农村,是从城市传播到农村还是从农村传播到城市等问题,只能从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历史中具体地考察。

因宗教仪式而供养

审美是与戏剧从仪式到艺术发展中相伴随的,也是与人的高层次需求相关联的。为了审美而供养戏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戏剧从群体或集体的人的关系向个体的人与对象关系的转变的结果,还是人与戏剧的关系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表现。

商业以商人为根本,商人以谋利为本质。无论采用何种形式演戏,商人供养之目的在于商业。演戏为何及如何有益于商业,不仅折射了商业与戏剧的内在关系,也折射了古代商人经营商业的特征。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不是直接供养戏剧,但却在供养信仰与仪式中间接供养了戏剧。在民间信仰盛行的地方,人们因大量的祀神仪式而供养了大量的戏班、戏剧活动。我国各地的傩戏、闽南与海陆丰的祭孤戏剧,就因仪式性供养而生存、发展。在这些地方,没有老爷,就没有戏看的谚语,深刻地道出了戏剧因信仰、仪式而被供养的客观事实。

以上的研究表明,传统戏剧的供养是一种基于群体的仪式、信仰、游戏、民俗等的群体或集体为主的供养,与现代城市市民社会所倡导的基于审美、文化的个体为主的供养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恰恰是一些传统戏剧在城市衰落的主要原因。

三、 传统戏剧的城市化

顾名思义,城市化是一个描述事物动态运动的术语,是非城市向城市的转化。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指与农村相对的一种生产、生活空间,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关系的变化,即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农民向以契约关系为主的市民转化,从而促使了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而且也是农民市民化的过程,
工业化的城市化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变市民的过程。
所以,市民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人类社会城市化程度的一把尺度。

供养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有多层含义,包括赡养、养活及赡养物品,奉祀及供品,佛教的供养等。在现代汉语中分为两个多音词,其一是供养gōngyǎng,即供给长辈或年长的人生活所需;其二是供养gng
yǎng,即用供品奉祀祖先或神灵,二者是有关联的,前者侧重现实的物质供养,后者侧重超现实的精神供养。

内容摘要:城市化是传统戏剧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戏剧城市化是什么、为何是以及怎样是?却是仍然有待探讨的问题。戏剧城市化不仅仅是戏剧活动空间的变化,而且是戏剧形态、功能和性质的变化。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戏剧需要供养,无论从仪式到艺术,还是从艺术到文化,传统戏剧的每一次变化都与其供养关系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也与其演出空间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城市到现代城市再到后现代城市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供养关系是我们理解传统戏剧发生与城市化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研究传统戏剧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与佛教供养相似,人们对戏剧的供养也是基于某种目的或需求,兼具养活与供奉之意。那么,人们为什么会要供养戏剧?戏剧因何而生?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从整个中国传统戏剧史来看,传统戏剧之被供养,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次,戏剧精神还体现为一种群体精神,所谓群体性,是指所有参加仪式的人们在仪式中结成一个整体,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放弃属于个人的存在,暂时中断自己的独立性,把自己完全融入到一个大的集体中,与大家一起同欢乐共悲哀。戏剧是一种群体活动,由群体精神决定。以俄罗斯为例,进教堂参加宗教仪式,是莫斯科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信仰共同的宗教,参加共同的宗教生活,这对于增强群体意识和文化认同感、民族归属感,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俄罗斯人之所以群体意识较强,共同的宗教生活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长期存在的村社制度造成了个人对共同体依附的集体主义意识,以斯拉夫为中心的本土主义意识和排斥个人智慧的非个人主义。再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蒙古的殖民统治影响下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体制和观念,从沙皇俄国到苏联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民众习惯了顺从,习惯了参与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和公众仪式,这同样导致了群体意识的增强。按照许多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共聚性是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共聚性恰恰是俄罗斯人喜爱戏剧的原因之一,看戏既是一种共聚的形式,同时又是增强共聚性的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戏和进教堂有异曲同工之妙。共同的体验,共同的观赏,共同的喜怒哀乐,有助于增强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在中国,群体参与精神较强的戏剧仍属于非城市演剧。闽南的晋江市有一个号称戏窝的仅一万余人的肖厝镇,农民们居然自办了6个戏班。这些戏班之所以能够生存,和老百姓共同的迷信和保守有关系。
闽南民间演剧主要因三种仪式而存在,一是为菩萨生日的祭祀仪式;二是人生过渡仪式;三是季节性仪式,是血缘性、地缘性群体信仰活动的重要体现。然而,城市演剧的群体参与精神较弱,这与城市居民的市民化、契约化与艺术家的孤芳自赏有关系。现代中国城市中新市民群体精神的丧失,是城市演剧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无论是现代大城市还是偏远的中小城市,我国城市上演的传统戏剧主要还是非城市戏剧,即针对于非市民与非市民社会戏剧。我国学者近几年热烈讨论的所谓城市戏剧也主要是指这类戏剧。至于城市中戏剧的盛衰问题,也主要是指非城市戏剧在城市的盛衰问题,因为非城市戏剧不是因市民与市民社会而存在,其在城市的命运自然会受到市民化与市民社会化程度的影响。尽管非城市戏剧在一定时期内会受到市民的热捧,出现繁荣火爆的局面,但热闹之后往往很快冷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还没有成为市民生活的必然要求,没有与市民生活方式建立必然的联系。

城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系统,表现在其既有非城市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转化,又有非城市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还有非城市文化向城市文化的转化、非城市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的相互渗透、交流。古代的城市化与近代、当代的城市化是有所不同的,即使是在当代的城市化,在东部与西部、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也存在着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人类城市化的发展基本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市民及市民社会的建立。

认识了城市化、市民内涵与特征,我们在研究传统戏剧城市化时就有了基本的理论前提。城市的戏剧活动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非城市戏剧表演;一种是城市戏剧。二者的区别不是由戏剧活动地点而是由戏剧生存方式来确定的。非城市戏剧因非市民及非市民社会而存在;城市戏剧则因市民及市民社会而存在。在古代中国城市及现代小型城市中,城市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一定血缘、地缘而存在,尚未形成自觉的现代契约关系,故其所谓市民与农民没有本质上区别,还不是纯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由其构成的社会仍然具有浓厚的宗法社会的特征,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现代市民社会。

在古代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宗法集权社会里,商人经营商业必然主要选择这两条路线,一是官商结合路线;二是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商帮路线。为了实现官商结合,自养、经营戏班便成为商人结交官府及社会上层的捷径。同样,为了联络同乡、同族,共同抵御、分担在外经商的风险,建设同乡会馆与搭台演戏便成为巩固商帮联盟的重要手段。

商人以戏剧经营商业,仍然倚重于戏剧的信仰性和仪式性。为官商结合的戏剧表面上表现为以娱乐、审美目的的供养,但这种供养却是以官、商共有的信仰、仪式习惯为基础的。同样,为商帮联合的戏剧,更多的是以营造家乡的环境中共同的信仰来巩固商人之间的地缘、血缘的联盟。如山陕商帮在各地建设会馆、戏台,演出家乡戏剧祭祀家乡神灵,通过在异乡营造家乡的信仰生态来维系商帮的合作。所以,从信仰到商业再到戏剧,构成了因商业而供养戏剧的复杂关系。

最后,戏剧的精神还表现为游戏精神,它是一种对自由生命的充分表达。非城市戏剧是非常强调游戏性质的,从古代路歧人勾栏瓦舍的演出,到今天乡村庙会演出,都为人们提供了集体交际游乐的机会,大人们互相攀谈问候,孩子们打闹嬉戏,场面热闹非凡,具有一种浓厚的游戏气氛。

在原始先民和一些少数民族民间祭祀活动中,仪式是一种与自己信奉对象交流的一种方式,人们在仪式活动中充分表达这种信仰,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与神灵达成同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人们参与一次戏剧活动,便是参加一次难得的社会活动,而能参加这样的活动证明你是这群体所接受的一员,你与别人有同样的身份和权力。人们平等地相处在一起,与一个强大的集体融合在一起,去释放一种群体情绪,每一个人都在这种活动中体味到一种成为群体一员的神圣感。这种仪式精神的神圣感,在我国当下少数民戏剧和乡村演剧中仍然存在,乡村的大型戏剧活动,实际上也往往成为人们文化精神活动的聚焦点,人们是去看戏,更是参加一次有意义的社会文化活动,参加一次很重要的文化庆典,其中也蕴含着人们的一种文化朝圣心理,因此,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神圣性。然而,这种仪式精神、神圣精神却并没有在城市演剧中得到很好的传承。

一、 问题的提出

因政治而供养

二、 传统戏剧需要供养

那么,如何在城市化、市民、市民社会的背景下供养与发展城市戏剧呢?笔者以为:第一,要针对城市的非市民观众与非市民社区,恢复非城市戏剧的集体供养方式,恢复其仪式、游戏精神,恢复其传统表演形态,让非城市戏剧像在农村一样成为城市非市民观众集体生活、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第二,在吸收非城市戏剧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出适应现代市民生活方式的新戏剧即城市戏剧,让已经市民化的城市居民拥有自己的戏剧,让戏剧成为他们集体、群体或个体的生活方式,让戏剧成为他们的一种艺术、文化,也让市民对戏剧的供养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时尚、一种文化自觉。第三,处理好城市化、市民社会发展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关联,在建设文明、民主、自由、法制的新型城市社会中,继承传统的非城市社会中维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合理内核,使得中国市民社会成为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新型社会,从而使得传统中国优秀的戏剧艺术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其实,城市演剧的衰落体现为城市戏剧与非市民观众、非城市戏剧与市民观众的历史错位,从本质上讲就是城市演剧丧失了戏剧的原始精神,这样既丧失了非市民观众,又不能取悦于市民观众。戏剧之所以成为戏剧,之所以与其它艺术有其本质的区别,其关键还在于戏剧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其它艺术的戏剧精神。那么,戏剧精神是什么?蹇河沿概括为仪式精神、游戏精神与审美精神的融合。它不是纯粹的审美沉思对象,不是一种纯静观、纯审美、封闭式的艺术完成品。戏剧的魅力完全在于戏剧活动,在于戏剧的创造过程,即观众和艺术家一起去创造一个未来的作品样态,而不在于它作品的完成状态,创造一当完成,戏剧就已经结束。
在戏剧的创造活动中,仪式精神与游戏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城市化的内涵是有不同层面的,既有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之分,又有表层与深层之分。从物质的表层来看,城市化是一种物质空间及其附属物之间的交流和转换,是非城市的人、建筑、经济和生活向城市的人、建筑、经济和生活转换、移动等,如农民的进城打工并逐步市民化、城市周边的农村被征用和按照城市方式规划和改造、农村经济转换为具有明显城市色彩的城市经济、农村生活转换为城市生活等等。从精神的深层来看,城市化是人及其存在方式的变化,是非市民向市民转化和发展。

西方的城市发展,经过了具有氏族公社特色的和早期民主特色的古希腊城邦,到以血缘、地缘结社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城市,再到以契约社会为主要特征的资本社会城市。与之相适应,城市市民也从古希腊时期具有特殊地位的公民,发展到近代西方住在城邦周围的商人、手工业者、自由民,再发展到资本主义成熟的资产阶级等,呈现了明显的转化和发展轨迹。②中国古代城市也是建立在氏族社会基础之上的,但没有经过古希腊时期的民主社会,且一直采用君主制模式,以血缘、地缘结社为特征,尽管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契约社会的基础形式,但是中国古代商人并没有像西方资本家那样走上与封建社会完全对立的道路,而是与封建地主、贵族、官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使得古代中国没有出现具有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市民,直到近现代,随着西学东渐,中国才逐步走向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城市、市民才初步具有了西方近现代城市、市民的特点。所以,马克斯韦伯认为城市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而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城市是政府施行高压统治的所在,无法发展出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的自足领域,再加上特殊的社会/宗教背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的城市社群,自然也就无所谓城市了。

在传统宗法集权的社会中,政治往往是为宗法社会服务的。因政治而供养的戏剧实践仍是以基于地域、族群的信仰为特色的。这样由仪式到政治再到戏剧,构成了新的复杂的供养关系。如明代、清代的宫廷戏剧,虽然在表现方式上与民间戏剧有很大区别,但其供养的本质仍然是一致,因为宫廷本身就是一个族群社会的缩影。

传统戏剧的城市化,是非城市戏剧向城市戏剧的转化,是由非市民供养的戏剧向由市民供养的戏剧的转化,也是因群体宗教、政治而供养的戏剧向因个体审美的自由选择而供养的戏剧的转变。

蹇河沿在《都市戏剧的困境》中说:当人们谈及戏剧的困境和危机时,这实际上是指都市戏剧的困境和危机,再确切一点,是指文人戏剧的困境和危机。也就是那种被艺术家作为纯粹审美对象,放置在都市豪华剧场的戏剧产生了困境和危机。

四、 供养的变迁与城市演剧的衰落

传统戏剧在城市中的日趋衰落,一直是戏剧学界挥之不去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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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城市剧院演出的文人戏剧会产生困境与危机呢?这里有几点需要思考:一、文人戏剧是否体现了市民的文化需求?显然,文人戏剧相对于民间艺人戏剧而言,是经文人改造的民间戏剧,是文人抒写情志的载体,但这种改造的不彻底性,使得文人戏剧既无法与以文人为代表的城市市民生活建立必然的联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其与非市民生活的关联,故它无论在市民化城市与非市民化城市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二、都市戏剧实际上指城市演剧,它与都市豪华剧场是否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前面已讲,城市演剧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非城市戏剧演出,一种是城市戏剧演出。如果城市演出的是非城市戏剧,自然无法与都市豪华剧院相匹配,若果硬要这样做,其衰落自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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